2013年3月，河南建业集团在神垕镇核心区域进行商业开发过程中，发现了古代窑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禹州市文物工作队联合在此进行了考古勘探发掘，在近4个月时间内，共发现18座金、元、明时期的窑炉，其中有13座保存相对完整的明代窑炉，大部分为直径4—6米的圆形馒头窑。在第一发掘区西部6个探方内就密布7座窑炉，说明当时这里是一处较大规模的窑场。

古窑址出土大量瓷器、窑具残片，共数万片，不仅有金、元时期的钧瓷、青瓷、黑釉瓷、白瓷等，明代的白地黑花瓷数量也很巨大，而且器形多样、种类丰富，有碗、碟、盘、罐（坛）、盆、灯、瓶、杯等日常生活用品，完整及可复原器物超过千件，取得了丰富的发掘成果。在考古学者看来，这个规模罕见的连片古窑址群具有重大的考古意义。此次发掘，窑址数量多、形制大、密度大，特别是其中众多明代窑炉的出土在河南古瓷窑遗址考古中尚属首次。2014年3月，神垕瓷窑址被评为“2013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是河南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

神垕瓷窑址发现后，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禹州市神垕镇的这处古窑址群有没有可能是官窑呢？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先生在2014年1月12日接受采访时说：“从白瓷黑花来讲，那就是在文献上记载，明初的时候，宣德的时候，……为宫廷烧造。……这个窑群有15座窑还完完整整存在着，……更是有其他重要意义了。”

禹州，明代属开封府管辖，明万历三年（1575年）以前称钧州，后因避讳明万历皇帝朱翊钧之讳改称禹州。历史文献上对禹州明代制瓷业的记载，最早的是《大明会典》。《大明会典》第一百九十四卷《工部》之十四《窑冶·陶器》记载：“凡河南及真定府烧造，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酒缸二百三十三只，十瓶坛八千五百二十六个，七瓶坛一万一千六百个，五瓶坛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个，酒瓶二千六百六十六个……每年烧造，解寺应用。”又记：“嘉靖三十二年题准：通行折价，每缸一只折银二钱，瓶坛一个折银一分。钧州缸一百六十只、瓶坛一万八千九十个，共该银二百一十二两九钱。”明嘉靖《钧州志》记载：“磁窑在州西大刘山下 。”明天顺《大明一统志》记载：“河南府土产，瓷器、铁，俱钧州出。”由以上史料可知：从明代前期宣德朝开始，明廷（光禄寺）每年使用钧州所产缸、坛、瓶等日常生活用器，数量相当可观，约2万件，占宫廷总量的一半上下，还是当时河南钧州地方政府“每年必须履行”之行为，地方政府还能得到朝廷一定的经济“补偿”。

神垕镇位于河南禹州市西南30公里的禹、郏、汝三县（市）交界处，属豫西伏牛山脉向豫东平原过渡的丘陵地带，镇区依山而建，中部有肖河流过，四面山丘环绕。作为钧瓷的原产地，史料记载，自唐代以来，神垕镇就逐步兴盛，宋金时期发展成为中国北方制瓷中心之一。近年来，国内多家考古单位在此发掘的唐、宋、元等古窑遗址已有20余处，取得了一批重要的陶瓷考古新成果。其中，神垕下白峪古钧窑遗址，2002年6月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神垕镇区北部乾鸣山上的祖师庙，立有成化二十年（1484年）“钧州神垕真武庙祈雨感应之记”碑，碑文记载：“督磁贡委官，钧州医学典科，郡人孙钊明之篆额。……山麓乃神垕之镇，耕读陶冶者千有余家……大明成化二十年龙集甲辰秋九月菊日，钧右神垕儒王佐书丹立右。”其中，“督磁贡委官”孙钊，在清道光《禹州志·方伎》中有记载：“孙钊，字明之。祖父为医学典科，其父为太医院博士。”由此可知：碑文中的“孙钊明之”即为“孙钊，字明之”。实际上当时其身份就是“钧州医学典科”兼当地（神垕）的“督磁贡委官”，主要职责就是“督办”神垕陶瓷生产及向明廷“供给”等相关事务。因而可以佐证该窑场具有明显的“官窑”性质。

根据2013年的有关考古发掘成果，结合上述有关文献及碑帖材料等综合考量，神垕瓷窑址的生产属性基本可以断定：至少自明代宣德至明末，这里应是一处主要为明朝宫廷生产“日常生活用器”的（超）大型“官办”或“官督商办”窑场，即这是在禹州市继发现北宋“钧官窑”之后，所发现的又一座名副其实、主要为明代宫廷生产日常生活用瓷的大型官办窑场。

作者简介

 张金伟,1966年生，现任许昌市钧瓷产业发展办公室副主任、河南钧瓷博物馆馆长、禹州市钧瓷研究所所长、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馆长，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授予“有突出贡献的陶瓷科技工作者”。出版《钧台窑发现与探索》、《中国历代钧瓷釉色》、《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展品图录》等钧瓷专著，发表多篇钧瓷研究论文。获得钧瓷外观设计专利115项，设计创作的钧瓷作品在国内外艺术大展中多次获得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