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北京来的李校长听我介绍文庙，立即现出惊讶：“据我所知，好像是县及以上建制，才有资格配建文庙。你们一个瓷镇，居然有如此规模的建筑，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正如李校长所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文庙一直是神垕镇地标式的建筑。我在《窑神庙》一文中曾经写过，镇中心的肖河之上有一座桥，桥的东西各有一座古建筑，东边的是窑神庙，西边的就是文庙。

听父亲说，文庙有好多叫法，夫子庙、先圣庙、文宣庙等，镇上人都叫文庙。文庙有大成殿及两庑廊舍组成。不说大成殿北依肖河，坐北朝南的地理方位多么显赫，也不说其雕梁画栋、硬山脊琉璃瓦装饰的金碧辉煌，单就文庙六亩多的占地面积，在寸土寸金的瓷镇中心，就足显奢华。

文庙的功用除了祭祀孔子，主要就是郡学，即学堂。父亲的两年私塾生活就是在那里度过的。父亲说：“大成殿的正堂上有孔子的塑像，孔子肃立着，峨冠博带，捧一箭形竹简，凝神端详，若有所思。”

父亲的老师是山西人，姓常。镇上火神庙东邻的常家窑就是山西人开的。那时，晋商过来开窑场的很多，父亲的老师就是晋商的后裔。

常老师生活节俭，人又和善。父亲入学的第一天，他就给父亲起了个学名，“平成”，意思是平安成长。爷爷听了，很感激，还送他俩大碗。

父亲说，常老师讲正课之余，时常教一些与窑场有关的字，如“窑、火、煤、碱、蓝炭、笼盔”等。他常说：“在瓷镇上生活，不识这些字会丢人的。”多年以后，我就想，常老师教的私塾应该是神垕镇最原始的陶瓷学校，进行了最早的陶瓷文化普及和传播。

接下来，李校长问文庙的创建时间，我就回答不上来了，《禹州志》上好像没有什么记载。倒是文庙的建设动机，让李校长玩味了半晌。

传说，神垕镇主山低，应山高，此风水财丰而文衰，意思是经济发达而文化贫瘠。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几百年来镇上只出过一个举人。终于有那么一天，镇上的绅士和窑主们聚在一起，集思广益，一致认为，文化是支撑瓷镇命脉的真“风水”，决定在主山上建祖师庙，以抬高主山，压低应山，在东山上建文昌阁，期盼文化繁荣;最后众望所归，来点儿实际的，建一座文庙，让后世子孙尊崇儒学，学习文化。

建文庙之初，又差人千里驱马到曲阜孔庙祭拜，取回圣土，以沾至圣先师之真气。奠基那天，锣鼓喧天，两台大戏对着唱，瓷镇洋溢着盛大的节日气氛，那位举人身披彩带，焚香烧纸，顶礼叩拜，然后把圣土一捧一捧均匀地撒在文庙的地基里。

父亲80多岁了，讲这番话时还异常激动，手脚并用地比画着。看得出来，他对文庙一往情深。

“我们还是去文庙旧址看看吧!”李校长意味深长地说。我张张嘴，说不出话来。李校长看到的，是我所保存的一张老照片。哪里还有文庙呢?它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富丽堂皇的高层建筑。

我曾不止一次地站在高楼的顶层，去看巍峨的龙山，看落日在龙山之巅幻化出的“夕阳紫翠忽成岚”的美景;我也曾幻想，这美景曾经是多少代钧瓷艺人梦寐以求的窑变釉画呢?它装点过祖先的梦境，装点过父亲的梦境。他们在文庙里学习之乎者也，吸取着儒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营养，然后，发扬并传承着祖先的钧瓷烧制技艺，继而总结出“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千古名句。你能说这不是文化迸发出来的力量吗?

而今，面对祖辈昔日的荣耀，我隐隐地感到了一种不安。这不安来自眼下钧瓷业空前的繁荣，这繁荣除了祖先传下来的窑变技巧以及烧制技艺，是不是有一点儿潜在的不被钧瓷艺人察觉的不足呢?抑或是这种不足正是钧瓷艺人面临的现代版的“风水”缺失呢?

在一次“钧瓷创新与发展”研讨会上，一位专家大发感慨：现代钧瓷釉色，可谓奇绝至极，这是钧瓷艺人传承祖先烧制技艺的经验结晶，但造型就不敢恭维，除了一些公认经典的国礼级的创意之外，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大都“千人一面”，一眼望去，就知道是一大帮农民在捏塑。美术大家韩美林不也说过他是“解放军”吗?他曾经在神垕一待就是几年，真就“解放”了一大批呆板的钧瓷造型，留下经典的雕塑和创作思想。

与之相左的还有一些现象。时不时地来些三流画家，随便设计一些“异”样的造型，稍加宣传，就能在钧瓷圈子里“火”上一阵子，这又说明了什么?只能有一种解释：“山中无老虎。”话又说回来，就是这种级别的老虎，钧瓷圈里每年若能多来几只也该是一件幸事。

是啊，钧瓷需要文化的支撑，这种文化的根脉几百年前我们的先人就从曲阜的孔庙里接回来了，它就在我脚下的土地里。我也仿佛看到，我脚下的大楼瞬间变成了一棵参天的陶艺大树，这大树根深叶茂，绵延的根须从唐宋的文化层里一路伸展过来，一路汲取着营养，在文庙的地基里，在坚硬的混凝土间，千般缠绕，万般纠结，缠绕成一个问号，纠结成一声哀怨。这哀怨警醒我们，钧瓷的传承需要现代版的“文庙”;这诘问，唤醒我们，钧瓷的发展需要文脉的相连，而不是人为的阻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