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窑梅瓶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宋钧窑天青釉梅瓶，此瓶高39.7厘米，腹径18.9厘米，口径5.7厘米，底径10.6厘米，唇口，细短颈，丰肩，瘦腹，卧足，灰瓷胎，坚实厚重。满施天青釉，釉面有开片、蚯蚓走泥纹和棕眼，足根露胎。该器造型气势雄伟，施釉肥厚，是宋钧窑瓷器中少见的精品。解读此梅瓶的前世今生，便会延展开一幅关于钧瓷历史的光阴画卷。

入窑一色  出窑万彩

钧瓷发端于东汉，兴于宋，凭借“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窑变，稳居中国“五大名瓷”之首，素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和“钧瓷无对，窑变无双”之美誉。

出产钧瓷的钧窑，也叫钧台窑，其风格是将柴窑和鲁山花瓷的风格兼容并包，自成一派。烧造钧窑瓷器的古代工匠创造性地使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用还原焰烧制出窑变铜红釉，并由此衍生出玫瑰紫、丁香紫、茄皮紫、朱砂红、海棠红等多种窑变色彩，以及红中透紫、紫中藏青、青中寓白、白中泛红、千变万化的窑变效果，形成了色彩变换无穷的神奇。青者若蓝天，白者胜美玉，五彩渗化，相映生辉。有人赞叹说，从不同角度、于不同光线下观赏钧窑瓷，一千个人眼中会有一千种色彩！钧窑瓷因而以“釉俱五色、艳丽绝伦”而独树一帜。

钧瓷烧造在宋徽宗时期达到高峰，无论是呈色和各种纹理的表现，窑变可控，随心所欲，其工艺技术发挥到极致。河南省禹州市神垕（hòu）镇所产钧瓷，以其古朴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复杂的配釉而闻名于世。宋代钧窑制造受理学影响，反映在瓷器风格上体现为规整对称、一丝不苟，其势沉重古朴，明亮而深沉。特别是北宋官造钧瓷，不论文房用具或大型祭器都严格遵守这一原则，高雅名贵，宫廷气派。

宋代钧瓷的釉彩堪称天下一绝，这是因为它有独特的制作工艺和烧造技术。宋代钧窑的釉为乳浊釉，釉色有月白、玫瑰紫、海棠红和天钧瓷蓝等品种。器物上单独的紫斑几乎不见，绝大部分都是青蓝釉和红釉互相融合的玫瑰紫色，器外底普通刷一层芝麻酱色釉，亦为宋钧特征之一。宋代钧窑瓷器的口沿和外侧凸出的部分呈香灰色，釉面有的出现棕眼，有的呈现乳光。其圈足露胎处不挂釉，仅外底部有一层较薄的釉子，有的直接没有或者是似釉非釉。到了元、清时期，众多窑址生产的钧窑瓷器，圈足和底部均采用酱色釉，有的留下块块颜色较深的斑点。宋代陶瓷中具有典型气泡特征的主要有汝窑、钧窑和耀州窑等，钧窑瓷器的釉中一般都有大小如针孔的稀疏大气泡，以及由中小气泡组成的气泡群，各气泡虽然大小不一，比较稀疏，但各气泡间的距离大体均匀。钧窑瓷器的气泡，在器物全身的分布并不完全一致，有的部位较明显，有的部位模糊，也有的钧窑器物通体都无明显的气泡。

据史料记载，钧窑瓷器采用的胎土特别，烧造成器后呈坚硬的香灰胎，因瓷器釉面采用铜、硅、锰等特殊矿物原料作浆刷制，再经1200度-1300度的高温烧造成器后出现窑变，颜色达到万件无重样的神奇效应。有人把宋代钧窑瓷器喻为“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是再恰当不过了。以此形成的湖光山色、云霞雾霭、人兽花鸟虫鱼等变化无穷的图形色彩，自然富含奇妙韵味，令观者流连忘返。

钧瓷的开片纹路奥妙、优雅骇俗。开片又称冰裂纹，宋代的钧、汝、官、哥窑都有这种产品，本为瓷器釉面的一种自然开裂现象，开裂的原因有两种：一是成型时坯泥沿一定方向延伸，影响了分子的排列；二是坯、釉膨胀系数不同，焙烧后冷却时釉层收缩率大，因此开裂原是瓷器烧制中的一个缺点，但当工匠们掌握了开裂的规律而制出开片釉（即裂纹釉），则变为瓷器的一种特殊装饰了。

钧瓷开片的特别之处在于，视如碎裂而指感光滑，在釉裂开片中出现了诸多妙不可言的奇异纹路，如珍珠点、鱼子纹、蟹爪痕、菟丝缕、蛛丝张网、蚯蚓走泥等。钧瓷的开片之音，是其出窑后生命永不中断的见证，有道是“闲观窑变神韵色，静听钧瓷开片声”。

钧瓷圆器内底釉中有“蚯蚓走泥纹”的曲线，是宋钧的特征之一，指有的钧瓷瓷器釉面出现的类似蚯蚓爬过的痕迹。有人认为钧窑的必备特点就是釉面具有“蚯蚓走泥纹”，这不完全正确，只能说是特点之一。很多馆藏钧窑的釉面是不具有走泥纹的，因为在当时的官窑，追求完美，力求釉色均匀，由于少数器皿在烧制中的窑温及釉色原料配比、烧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釉面在温度中的变化还原不一，才形成了走泥纹。

从“御用钧”   到“平民钧”

如果说钧瓷成熟于唐开元年间，辉煌于宋徽宗时代，那么金代，则是钧瓷辉煌后的沉寂时期，或者说是钧窑瓷器史的恢复与延续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成功地完成了钧瓷使用者的角色转换，并受时代影响形成了包括器型、胎体、釉色、烧成工艺等在内的独特风格特征。

有一种说法称，钧瓷之谓是在金代确定的。钧瓷出产地为今河南的禹州市，古称阳翟。阳翟有一座钧台，又名夏台，源于夏启登台封侯而建，乃历史古迹。金国曾与北宋发生了规模宏大的三峰山战役，双方投入兵力均有数十万之众，延绵几十公里，战况惨烈，最终金国取胜，笑傲阳翟，遂挟余威于钧台分封诸将，沿袭传统旧制，将阳翟因钧台而易名钧州，因钧州而命钧瓷，不过，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三峰山之战不是金宋之战，而是金蒙之战；不是发生在北宋时期，而是爆发于金末元初之际；此战的胜利者是蒙古军，而金军经此惨败，输光了家底，不久灭国。持钧瓷说的学者认为，当时阳翟设有钧官窑，其瓷名享以久远，当地人引以为豪，古钧台的故事流传几千年，却已无迹可寻，金国统治者匮乏文史知识，亦无深究古史之举，故改阳翟为钧州，实由钧瓷之功。

金代的钧州之战（即三峰山之战）造成了包括多数优秀窑工在内的大量人口南迁，从扒村窑、钧官窑等制瓷中心窑址考证，其瓷片以金元以前为多，其后鲜有亮点，仅以神垕镇的窑址残存元代以后的瓷片。不过，因北方高水平窑工的南迁，带动了当地瓷业的迅速发展，南方瓷业的兴盛是在元朝以后，也是不争之实。

　　此战后，钧州的瓷器生产在苟延残喘的金政权的高压政策下，惨淡恢复。从存世的钧瓷看，其天蓝、天青的底色上，有着大块的红斑、紫斑，斑块流动性差，一些钧瓷釉面呈现的均匀状红褐色斑块，乃工匠的刻意而为，显得暗淡、生涩、滞闷、皱枯，远远落后于北宋时期钧瓷的成就。这很可能是窑工艺人缺少必要的技术手段，或受技艺熟练程度局限所致，残酷战争给钧瓷生产带来的后遗症尽显无遗。

从金代钧瓷的成就来看，它借鉴了定窑、汝窑、耀洲窑等优秀风格，开启了印花、刻花、浮雕等装饰艺术。它以浓郁的文化色彩，在走向民间的同时，激起广大窑工从业的积极性，进而扩散了钧窑的发展范围。

金代钧瓷多为盆、碗、碟、罐、瓶、盒，炉、鼎、尊很少，且缺少审美力度以及纯美学欣赏功能的造型。这标志着钧窑产品向民窑日用器皿的回归。金钧是在北宋和辽的陶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钧的碗、盘的造型基本上是沿用宋时的，但又适应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金钧中的碗、盘的器型逐渐变大，比较明显的区别是金钧比宋钧豪放。

金代钧瓷是战乱之后的恢复之作，是为满足民间大量的日常生活需要而在民窑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从这一点来讲，它并不十分严格要求钧瓷胎釉的选料精细，制作的精益求精。它的首要目的十分明确：实用为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烧制出的金代钧瓷，除少数精品外，普遍出现胎料粗松、胎质泛黄等现象。金钧突出的器型有龙首八角把杯、胆瓶及折沿盘等。

金钧胎质较宋钧松散，色彩灰度不足，泛土黄色或有淡红色倾向；击之，声音暗哑，有陶的声音倾向，这主要是温度过低，选料不细所致。釉色以天青、天蓝为主，其釉面橘皮纹明显，肉眼可见釉内气泡大而疏以及釉水流动痕迹，窑变釉红斑较为飘浮，颜色鲜艳，红色与青色几乎不相融合，看上去机械呆板，似人工贴画而成。金钧的装饰意识、装饰追求尚在朦胧之中，显得相当幼稚，大部分作品釉色单调，与宋钧那种古彩斑斓的艺术效果有着明显的差距。

从审美角度上看，金钧继承了铜红釉的风格，发展颜色瓷，造就了金钧“泼斑成晕，变晕成彩”的风格，印证了我国陶瓷大家陈万里先生的评价：“仿佛蔚蓝的天空，突然出现一片红霞”。

钧瓷精品   传世者稀

钧窑被称为“国之瑰宝”。唐宋以后的帝王都把钧瓷列为御用珍品，唐玄宗下令“钧不随葬”，所以唐墓中出土的钧瓷甚为稀少。到了宋代，由于宋徽宗的喜爱，钧瓷的生产技艺达到最高水平。宋徽宗专门设立了应奉局，在钧瓷之都禹州城内设置官窑，差人在全国各地选出了宋代最优秀的能工巧匠为皇室服务，可见宋徽宗在艺术上追求极致的态度。不仅如此，宋徽宗还将钧瓷封为“神钧宝瓷”，每年钦定生产36件，只许皇家拥有，次品全部砸碎深埋，宁缺毋滥。自宋徽宗以后，钧瓷奠定了自身在陶瓷史上无可撼动的地位，宋、元、明、清历代帝王，无一例外的选择将钧瓷作为君王专用之器物。钧瓷生产自古有“七十二道工序”之说，主要是讲其生产工艺复杂，烧不成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有钧瓷“十窑九不成”的说法，难怪钧窑有“只能皇家所有，不许民间收藏”之说了。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北宋钧窑天青釉梅瓶”，于1972年在辽宁省建平县三家子乡的金代墓葬出土。钧瓷产于河南禹州，怎会在千里之外的辽宁建平出土？有人猜测是当年金灭北宋时，将宋廷珍藏的此件精品带入东北，后被封于此地的金代权臣带入墓中作为随葬品了。

梅瓶是汉族传统名瓷，是一种小口、短颈、丰肩、瘦底、圈足的瓶式，以口小能插梅枝而得名。因瓶体修长，宋时称为“经瓶”，作盛酒用器，造型挺秀、俏丽，明朝以后被称为梅瓶。在历史上，梅瓶各大窑系都有，其造型的优美程度可以说天下第一，所以梅瓶的造型可以算是中国瓷器的第一造型。“梅瓶”这种器型得名比较晚，之所以曾经叫“经瓶”，与宋代皇家的讲筵制度有关，当时“讲经”也叫“讲筵”，讲完之后，皇帝要招待大家吃喝，当时的酒，就是装在这样的瓶子里，所以它又叫“经瓶”。

近些年，钧窑梅瓶在拍卖场上的价格屡创新高，北宋钧窑梅瓶居然拍出5亿天价，使不少收藏者对梅瓶青睐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