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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紫千红总是春——影响和推动中国瓷器向前发展的历史事件

    • 影响和推动中国瓷器向前发展的历史事件
      作者: 钧瓷网 2022-01-05 来源: 钧瓷网

      万紫千红总是春——影响和推动中国瓷器向前发展的历史事件(二)

       

      三、御窑厂:千年御窑,六百年官窑,一条连结元、明、青时代的历史彩虹。

       

      宋代汝、钧、定、官、哥所产瓷器,在经过千挑万选之后,送进宫中,供皇帝欣赏。

       

      虽瓷器产生于民窑,之后也有官搭民烧的做法,但有专门的官员到窑场遴选精品,毕竟也算得上御用瓷器。

       

      到了宋真宗的时代,因喜欢景德镇湖田窑瓷的“光至茂美 ”,“命进御瓷”,甚至将自己的年号“景德”也赐给景德镇,作为专门的款识(标志),这才真正翻开了 中国陶瓷御用瓷的一页。

       

      此后元代又专设浮梁瓷局供御用,再过了四百年,在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在景德镇的珠山圈地建御窑厂只供皇室,直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专为皇家生产瓷器的御窑厂才寿终正寝。

       

      御用陶瓷与官窑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各大名窑按自己的窑场特点生产,有宫内督办选购,好中选优,未选中者,由窑场自行处理。御窑厂是专门为皇帝生产瓷器的工厂,所产瓷器挑选后送往宫中,残次品全部打烂,深埋匿踪,绝不准在民间乃至官家流通。

       

       

      景德镇官窑珐琅彩碗

       

      明洪武二年到崇祯17年(1644)的275年里,都是御窑厂的管事和朝廷的派的宦官,负责日常工作,当地衙门也参与管理。从康熙开始,则由朝廷派出督陶官来御窑厂督办,如康熙二十七年派的藏应选,( 1681-1688)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由朗廷极担任督陶官;雍正四年的年希尧在景德镇担任了几年的督陶官,并于雍正八年(1730)引进烧制成“胭脂红”;唐英(1682-1756)在雍正7年公元(1728年)命监江西景德镇窑务。

       

      而此时,年希尧才是真正的督陶官,直到雍正13年,在景德镇待了九年的年希尧才离开景德镇。

       

      这一历史,几乎是空白。

       

      根据年希尧在景德镇任督陶官的时间推想,唐英应该也在景德镇,否则他得不到两朝皇帝雍正和乾隆的喜欢。

       

      唐英是四个督陶官中在景德镇最长的督陶官,也是成就最大的督陶官。

       

      他不仅将天下窑场的主打品牌都在景德镇窑烧制成功,而且在任30年创新了57个新产品,如乌金、紫金、锥花、拱花、抹金、抹银,而且写下了《陶冶图编》、《陶冶图说》,把中国陶瓷二十多项工艺流程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

       

      从大明朝到清王朝,景德镇御窑厂经历了28位皇帝(包括清朝未入关的皇帝),两个朝代和542年官窑历史。明代是由宦官管理陶务,清代则由朝廷派人来景德镇主政陶务。

       

      正是由于御窑厂由国家投资,而皇家又对产品的审美极致追求,故而御窑厂能集中大批顶级能工巧匠,不惜工本的设计制作各种瓷器精品,使得景德镇瓷器在品种质量上几臻登峰造极,工艺、材质、装饰技法等各方面更是产生了巨大飞跃,并且带动了景德镇地区的整个瓷业大发展。

       

       

      清粉彩八宝卧足杯

       

      其中有6个督陶官,在景德镇御窑厂引领天下瓷业,全国陶瓷各大窑口都有大的飞跃。据不完全统计,御窑厂各类瓷器产品达一千多种,各类画面装饰应有尽有,囊括了中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等等,不但成为中国主流文化,而且成为世界文化最杰出的代表。

       

      郑和七下西洋把中国瓷器推向了时代的高峰

       

      我查阅了明史,拜读了郑和传,了解了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路线以及七下西洋的人物和使命,所带货物,景德镇的湖田有一个村庄叫三宝,当时(宋代)所烧的瓷器光质茂美,得到了宋真宗的垂青,于是将自己的俄年号“景德”赐给新平镇,从此天下威称景德镇,湖田因宋代而闻名,而湖田的三宝村则在明代永乐时期而得名、闻名,至今这个美丽的村庄还叫三宝。

       

      1、景德镇陶录记载,约公元1407年,郑和为第二次西洋之行做准备,来到景德镇的湖田,这里村村陶埏,处处窑火,于是,郑和向御窑厂下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订单40万件瓷器,御窑厂督办也是宦官,因此,带郑和到景德镇湖田、湘湖、南河、西河、何家桥、东河这些当时景德镇的制瓷作坊。

       

       

      郑和下西洋瓷器

       

      40万件,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按当时的产量,这可是景德镇三、四年的产值,这个订单当时的景德镇根本无法完成,好在陶瓷小作坊并不复杂,于是在御窑厂的督陶官和浮梁县县长则在昌江两岸上到观音阁。

       

      下到小港咀,沿江边两旁建厂,此时的景德镇彭家下弄、詹家下弄、麻石弄、财神弄、土地弄、刘家弄、千佛楼等陶瓷作坊应运而生,从这个时候开始,景德镇完成了陶阳十三里的产业布局,产值得到了大大提高,公元1411年,郑和第三次西行,满载着景德镇及周边地区(包括江西境内的吉州窑、丰城窑40万件国家订单)运往海外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1409年10月)。

       

      以后1413、1417/1421/1430都将景德镇一亿件瓷器销往国外。

       

      2、郑和七下西洋对中国瓷器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永乐之前,中国瓷器几乎立足本土,以满足本国国民日常生活之需,唐代开始,日本、朝鲜、越南只有少量的汝窑、钧窑的瓷器,景德镇窑几乎没有销往日本和朝鲜,郑和下西洋的主要使命之一,是与各国开展商贸合作,或者以货易货。

       

      瓷器作为日用商品,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商品,郑和在与海外诸国交往中发现瓷器是重要商品,是中国唯一的世界性产品,按现代语言叫国际品牌,因此受到郑和下西洋所到国家的民众欢迎,郑和认为瓷器贵如黄金,有较高的利润,因此他利用自己是朱棣皇帝信任的大臣关系,以国家的名誉向国家产瓷地景德镇下达生产任务,以国家包销的形式直接在产地采购,这种原产地采购和国家报销的形式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

       

      3、郑和下西洋有着许多伟大的意义,如展开国与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增加与别国的商业贸易,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对话世界。在西方的教科书里,第一位是景德镇,第二是西安,第三是北京,由此可见,陶瓷在英语的世界里代表中国,世界是通过陶瓷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

       

      从明代永乐年到明代的结束,第一次航海时代是中国郑和和王直的船队世界领先, 第二次航海时代以荷兰、西班牙、英吉利、法兰西为代表的船队,他们载着许多中国的瓷器飘洋过海来到西方的诸国,并以中华文化的丰满的乳汁孕育出西方的文明,影响了西方文化,清代中叶、日本、法国、荷兰、英国也先后生产了自己的瓷器,中国瓷器在异国他乡开枝散叶、繁衍成长。

       

       

      明代红绿彩双鹿纹花口盘

       

      中国陶瓷就是他们西方瓷器父母,这就是郑和七下西洋吧中国瓷器带给世界,对世界文化、西方文明带来的影响。

       

      4、郑和下西洋对国内陶瓷业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40万订单对中国陶瓷和景德镇陶瓷走向规模化、合作化、配套化的陶瓷之路,不仅把景德镇周边的都昌、波阳、丰城、抚州、九江等地的农民来景德镇寻找发展和生存的机会,一个草鞋码头在永乐七年到永乐十一年,人口翻了两翻,已成为一个万成担米、千头猪、村村陶舍,处处窑火的工业之都。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像景德镇拥有十万产业工人的城市,应该是绝无仅有的。

       

      5、永乐之前的中国瓷器窑口,都是在各自的产瓷区星罗棋布的设一个新的作坊,是根据作坊老板的需要而设厂的,永乐之后,景德镇陶瓷受郑和七下西洋的影响,生产供不应求,必须要增加大批量的小作坊,此时的工厂布局是以窑场为中心的, 那里有窑,周边一定会有若干的小作坊,由于景德镇所产瓷器远远满足不了国内和国外市场的需要,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富余资金,他们来景德镇开店设厂,开典当钱庄,浙、皖、两湖、赣五省的资金涌现景德镇,瓷器这块蛋糕越做越大,陶瓷产业链上中下游链已经形成,七十二道工艺逐渐成熟,而各小作坊也根据市场的变化,你厂生产碗、他家生产盘、李家生产壶、张家生产酒杯,配套能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此时的景德镇以日用类的瓷器一应俱全,应有尽有,日用类产品达一百种以上。

       

      6、郑和下西洋不仅沟通和架起了中国与世界的桥梁,而且促进了中国陶瓷的大踏步的前进,在产量上、品种上、质量上,工艺水平都创历史最好水平。

       

      此时的景德镇作为大明王朝的一个金字招牌,一个支柱产业,景德镇陶艺人把对陶瓷的热爱都倾注到自己的作品之中,景德镇甜白瓷的诞生、祭红、宝石红,开高温色釉之先河,永乐青花也为青花瓷器增添了新的家族,开拓性的生产了一大批陈设艺术瓷和工艺瓷。

       

      7、郑和七下西洋使得小小的景德镇成为世界陶瓷的中心,世界工业的发祥地,中国陈设艺术瓷的开发把景德镇成为文化之都、工艺之都。而这种三合一的城市,工业、文化工艺之都比苏杭要早200年,比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应该要早三百年。

       

      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唯一的以手工业著称的工业化城市,又以最早的文化、工艺之都影响和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城市。(我不明白,像景德镇这么一个伟大城市没有申请到世界非遗城市,难道那些评到世界非遗的城市比景德镇更伟大吗?)

       

      四、珠山八友

       

      但中国现代陶瓷艺术的革故鼎新,却有赖于官窑瓷器的结束,文人画瓷的来临。

       

      风光了542年的官窑瓷器,终于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强大的反帝反封建、要民主科学、讲文明的时代浪潮声中结束了。此时,军阀混战,中国陶瓷可以用内忧外患来形容:咸丰八年,中日马关条约规定,凡进口洋货,只需缴纳二点五的进口税,而国货则需缴纳百分之三十,是洋货的三十多倍。

       

      《东华续录》80卷记载:“景德镇瓷器昔年售价500万金,近乃愈趋愈下,岁不及半,论者以制法不精,税厘太重之故”。1920年-1922年天津口岸,广州口岸相继关闭了50%的瓷器出口代理商。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陶瓷进入了一个历史拐点,也可以说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此时的景德镇有了一批有抱负有才华的革新派,王大凡、王琦、汪晓棠、潘匋宇、吴霭生、饶华阶等人成立了中国陶瓷第一家股份制《瓷业美术研究社》。

       

       

      瓷业美术研究社《粉彩山水瓶》

       

      1919年至1922年,瓷业美术研究社针对景德镇陶瓷艺人不分远近,不分阴阳瓷上彩绘的旧俗现状,用中国画的经典理论《临泉高致》、《六法精要》、《历代名画记》、《画语录》,大力普及绘画艺术,提升了红店佬工匠的从业意识和绘画技能。瓷业美术研究社坚持公开教学的方针,不断举办优秀学员作品展,为中国陶瓷培养了像傅抱石,王步、段子安、方云峰等众多优秀的学员。

       

      不料,1922年北洋军阀孙传芳部下刘宝堤在盘踞景德镇时,垂涎美术研究社的精美陶瓷,下令将其劫掠一空,据为己有。无奈,中国第一家股份制性质的瓷业美术研究社就无力办下去了,中国陶瓷的黄埔军校就这样夭折了。

       

      1928年秋,王大凡、王琦、邓碧珊、汪野亭、何许人、程意亭、毕伯涛、刘雨岑八人,取人寿年丰,花好月圆之意结社“月圆会”,因“月圆会”共八位友人,故雅称“珠山八友”。

       

      这八位除刘雨岑、毕伯涛外,都是红店艺人出身,对陶瓷工艺了如指掌。因此,他们从前朝的浅绛彩中吸取了教训,大力推动“瓷上文人画”——就是用绘画艺术的表现形式、广泛题材与传统的粉彩工艺结合起来,强调陶瓷的工艺性,凸显陶瓷绘画语言,注重瓷艺的人文情怀。

       

      因此,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都焕然一新的“文人瓷上画”,很快被中国社会所接受,拥有了较大的市场。珠山八友的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陶瓷艺术作品,迅速的被京都贵族、徽府文人、南粤商贾、开埠不久的上海洋场富豪趋之若鹜竞相购买。

       

      于是,珠山八友把表现各自伦理观、美学观、几乎所有人文题材都收入瓷画面上,并在景德镇形成了至今不衰的瓷艺潮流。

       

       

      王琦《糊涂即是仙》

       

      从某种角度说,“珠山八友”将拥有千年官窑史、六百年御窑史的工艺瓷PK下去了,成为一个工艺与艺术的分水岭。这是风光各异的两座陶瓷艺术高峰,是世界瓷艺史上罕见的璀璨双子星座。

       

      “道义相交信有因,珠山结社志图新,山水翎毛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画法惟宗南北派,作风更近东西邻”,珠山八友高举文人画旗帜,开启了中国现代陶瓷的创新之旅,不同绘画观念,不同绘画风格,只要是为了共同的创新理想就是战友。

       

      因此,在珠山八友从1928-1947年的21年里,在王大凡的带领下,又有徐仲南、田鹤仙相继加入,成为历史上的珠山八友十君子,而且是影响中国近当代陶瓷的艺术巨擘。王琦、王大凡作为当时景德镇陶瓷艺术的领军人物,在这场陶瓷艺术改革的运动中,充分认识到中国陶瓷艺术既要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又要摆脱皇家范式的约束,勇于开拓创新,为传统瓷艺注入新创作题材和表现技艺,使中国瓷艺获得发展前进的不竭源泉和新生动力。

       

      因而,王琦、王大凡从清末民初引进文人画的程门金品卿等人的“浅绛彩”艺术瓷探索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更加全面引领陶瓷艺术向中国文人画开放 的一种瓷艺改革思潮,同时,也是“珠山八友”在面对世界先进瓷艺审时度势之后,作出的明智选择。

       

      只有将传统瓷艺与文人画艺术结合起来,中国现代陶瓷艺术才可能得到超越发展,才可能有更加自由广阔的表现空间。正是珠山八友成功利用传统陶瓷绘画的特殊语言与中国文人画艺术结合在一起,在景德镇普及推动形成了陶瓷文人画艺术的发展,成为了陶瓷文人画艺术的奠基人,为中国陶瓷艺术树立了一座历史的丰碑,形成了不断变革善于创新的现代瓷艺风尚。

       

      五、《森林之歌》一场关乎中国主流文化的对话:

       

      这必须从景德镇当代瓷艺教育家施于人先生说起。我和施于人最后一次见面是1995年的冬天,在雕塑瓷厂参加中国陶艺家协会的年会,姚永康当选主席施于人推荐我当了会员。

       

      我们从雕塑瓷厂走回陶院,其中所谈的内容就是《森林之歌》。施于人说:“中国陶瓷主流文化的争夺战,就是从《森林之歌》开始的。”

       

      施于人:1928-1996年,中国陶瓷第二代教育家,浙江余姚人;1948年考入杭州国立艺专,1952年考入中央工艺美院,师从祝大年、邓白、梅建鹰、郑玉教授;景德镇陶瓷学院硕士生导师。

       

       

      《森林之歌》1979

       

      祝大年(1916-1995年),浙江诸暨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现代工笔重彩的开拓者,“建国瓷”的主要设计者、领导者;中国陶瓷壁画的创始人;北京机场大型壁画《森林之歌》的原创作者。

       

      早在一九七八年,祝大年把学生施于人召回北京,把刚刚完成的画稿《森林之歌》的样稿交给施于人。

       

      他对施于人说:“中国陶瓷压抑了几十年,到了打扫庙宇,请神进门的时候了。”

       

      师生之间紧紧的握手,热情的拥抱,这不仅是劫后重生的又一次相逢,更是一位中国的陶瓷老人的一次郑重的嘱托!祝大年是我国陶瓷第一代的教育家,又是建国瓷的主创人员和设计师。

       

      他了解中国陶瓷,无论是在保存时间上、表现色彩上,都远远超过国画油画和他的重彩画。

       

       

      祝大年《玉兰瓶花》

       

      而研究陶瓷一辈子的施于人,始终认为陶瓷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无论是数量之多,覆盖的范围之广,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深,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之大,是任何文化载体如中国画、油画、水粉、水彩、雕塑等等,都是无法与中国陶瓷所比拟的。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美术界都是照抄照搬苏联模式。中央美院、中国工艺美院、浙江美院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都是拿来主义,全部都是搬苏联老大哥的。

       

      而此时的中国美协徐悲鸿、林风眠、吴冠中、吴作人、江丰、叶浅予、勒尚谊都是从国外回来的洋派人物。因此泱泱瓷器大国,竟然在中国美协的衙门里找不到陶瓷的办公室和主管部门,统统划为工艺美术范畴,打入冷宫。从1949年到1980年,中国美术界都是油画家、版画家、国画家、雕塑家的天下。

       

      久别重逢的师生祝大年、施于人寒暄之后,祝大年把刚完成的大作《森林之歌》给施于人看。施于人看完后对祝大年说:“老师,《森林之歌》没有出效果,国画颜料没有表达丰富多彩的西双版纳的自然风光。”

       

      祝大年说:“请您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也知道,只有陶瓷才能把《森林之歌》画得更丰富、更瑰丽,只有陶瓷才能使《森林之歌》千秋万代,辉映画坛!”

       

      祝大年一生致力于中国陶瓷艺术,又是建国瓷的主创人员。他先后到过全国的各大产瓷区,尤其是景德镇使他流连忘返,他同时又是中国宋代学院体重彩的传承者。

       

      因此,他深信,只有中国陶瓷才能在色彩上满足《森林之歌》的表现需要。他认为中国陶瓷的呐喊,不如让自己的《森林之歌》用瓷器来表达,来证明中国陶瓷的正宗主流。

       

      当时,打倒“四人帮”后流行一句话:“打扫庙宇,老帅归位,小兵回营”。师徒两人心领神会,《森林之歌》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在一个对外的窗口(北京首都机场)登堂入室了。

       

      施于人带着这神圣又光荣的使命回到了景德镇。他找到好朋友王锡良、张松茂、请他们把祝大年的《森林之歌》以陶瓷壁画的形式表现出来。《森林之歌》是巨幅陶瓷壁画,高3.3米,宽21米,当时需要3000块瓷板镶嵌而成。王锡良、张松茂、施于人等24位艺术家,不分昼夜彩绘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与世人见面。

       

      《森林之歌》巨幅陶瓷壁画画面出现的宏大场面是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茂密的树木、盛开的鲜花、飞翔的小鸟,是美轮美奂的幸福园家,也是鸟语花香的自由天堂。

       

       

      祝大年工笔重彩画

       

      祝大年和袁运甫、袁运生等人在漓江澜沧江写生而来的创作素材,这次都用上了。《森林之歌》通过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的茂盛来渲染对生命的礼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自由、欢乐、幸福、美好家园的追求。

       

      《森林之歌》揭幕的当天,在京的中国美协常务委员都出席了揭幕仪式,当气势恢宏的煌煌大作惊艳亮相时,强烈冲击了人们的视觉经验和艺术感受——首都机场沸腾了!北京沸腾了!这不仅是一件艺术杰作诞生面世,还是一个湮没许久的艺术主角重新亮相于舞台中央的历史时刻!是中国陶瓷艺术再现辉煌重新感召世人的历史时刻!!!

       

      勒尚谊惊呆了,他对身边的李可染说,简直不敢相信,陶瓷能够表现如此丰富的色彩;吴冠中瞪目结舌的说不出话来;李若禅擦了擦迷茫的眼睛;黄苗子、黄永玉伸出大拇指为《森林之歌》喝彩。

       

      祝大年、施于人、张松茂、袁运生手拉手跳起了傣族舞来。这是成功的喜悦,这是肯定的鲜花,这是认同的鼓掌,这是满意的答卷,这是中国陶瓷1980年的进京成功大考!

       

      在中国绘画界曾有一种思潮,陶瓷只是工艺美术、区域文化,不能代表中国主流艺术。

       

      而当时具有绝对地位的国画,始终存在着许多的缺陷,让人难以信服。

       

      打到“四人帮之后”,各类被禁锢的思潮被解除了束缚,于是乎,开始了谁是中国艺术的杰出代表,谁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谁掌握了主流文化的话语权的争论。

       

      1978年-1979年,中国绘画界的拐点,一批中国陶瓷艺术的捍卫者、传承者、创新者祝大年、高庄、张仃、王朝闻、施于人、张松茂挺身而出,袁运生等艺术家们更是用陶瓷壁画《森林之歌》证明了中国陶瓷的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所不能的艺术品质;它是民族的艺术精华,是中华文化的精湛浓缩,是中国任何一种艺术载体都无法战胜的一个神话。《森林之歌》成功的非凡意义,就在于它向人们证明了它不仅仅是工艺之美,不是什么区域文化,而是中国绘画的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一座高峰,它无比丰富的艺术语言,就是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汪洋大海!

       

       

      《森林之歌》局部

       

      陶瓷壁画《森林之歌》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参与了中国主流艺术的一场锦标赛,而且在这场全国性的大赛中当之无愧占据了一个中心位置。他在全国艺术领域中的交流角逐中,拂去了浅薄世俗的迷雾,傲立在艺术珠穆朗玛峰的顶端,让其他姐妹艺术开始敬仰它,仰视它身上原有光环里闪耀着金色的恒久光辉。

       

      陶瓷壁画《森林之歌》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让中国绘画人看到了未来,看到了正道,王道,通天大道,看到了自己要为之奋斗的方向,前途。因此,才有了”七九八”的门可罗雀和景德镇陶瓷的蓬勃兴起。中国陶瓷艺术这条曾被锁紧的巨龙一旦解开了束缚,就将一飞冲天了!(未完待续)

      来源:北京陶瓷艺术馆

       

       


      编辑: 钧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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